当我只有十七岁时，为了逃离酗酒的父母，
我离开费城市中心那个可怕的贫民窟，穿州过省，迁到了旧金山。
作者 Lee Ezell 翻译：张美娜、周文静
我在当地找到工作，以为可以开始新生活。然而，我太天真了。那时，我很少约会，也认识很少朋友；因此，当同事们说要一起参加派对时，我也决定加入他们。
我来到派对地点，发现那里只有我和派对主人。他是公司另一部门的同事。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其他同事说派对取消了。他比我年长三十岁，强壮有力，高大肥胖，留着胡子。我到达后几分钟，他就把我奸污了。
我以前不曾与任何男人发生亲密性行为。事情发生后，我拖着蹒跚的步伐回家，充满恐惧、痛苦、耻辱。当时没有甚么危机处理中心或辅导热线。我感到羞耻和害怕，甚至不敢报警。
怀孕
我发现自己怀孕后，迁到洛杉矶，没有把我的事告诉任何人。我与一对年迈的夫妇一起生活，直到孩子出生。
在那个年代，一般人都认为如要把孩子给人领养，最好在孩子出生后立即从母亲身边拿走。他们认为眼睛看不见，心里就不会难过。我永不会忘记，当麻醉药的作用消退后，我得知自己诞下一个健康的女婴，但我从没有机会看看她，抱抱她。
这个不可改变的结局使我沮丧，我感到非常失落。当时，我只有十九岁。我到了廿八岁，才可以再次相信男人。我的丈夫是赫洛德（Harold）。我曾对他述说那个可怕的晚上及其后诞下的孩子，惟有他知道这一切。
我每天都想念这个由我带到世界的小女孩，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寻找她。我不想打扰她的生活，可是我得承认，我相信有一天神会让我与亲女儿重遇。这天终于来临了！
女儿找到我！
我永不忘记她第一次致电给我。她告诉我，她名叫茱莉‧梅基玛（Julie Makimaa）。她自十七岁起，一直在找我。她说她的父母给她看领养文件。当她知道我的名字后，便从密西根州的家打出数百个电话，尝试找寻我的下落。茱莉的一位朋友发现，某份文件有些模糊的笔迹，写着「候选人」及四个号码。茱莉推测那是旧金山某街道的门牌，可是她用尽方法寻找我，仍然一无所获。
后来，她的朋友灵机一触，说：「这不是门牌，是电话号码。我们试试看，或许可以接通。」
这确是电话号码。我在怀孕期最后数月，在一对年长夫妇的家暂住，而且多年来都与他们保持联络。他们接到茱莉的电话后，马上让我们联络。
与女儿会面
茱莉告诉我她已经二十岁了，结了婚，有一个孩子。我和女儿同意见面后，我心狂跳不止。我在想：「如果她问我父亲的事，我该怎样回答？我如何告诉她，她父亲奸污了我？」
我丈夫让我明白，茱莉有权知道她出生时的真实情况。于是，他致电茱莉的丈夫波比，并由他将此事转告茱莉。
首次通电话后只有一个月，我们就见面了。当她走进我的酒店客房时，我的心情实在无法言喻。
这就是我多年来日思夜想的孩子。这个孩子为我诞下第一批孙儿：三岁的凯茜及一岁的赫布。她拥抱我，我们都哭了。波比深情地说：「谢谢你当时没有打掉茱莉。没有她，我怎样生活？」
波比说服我撰写《失落的部分》（The Missing Piece），记述茱莉的诞生、没有她的生活及我们重聚的喜乐。我找回女儿后，生活更加丰盛，超乎我的想象。收养我女儿的夫妇就是艾莲及安迪生（Eileen and Harold Anderson），他们是善良的人。
茱莉、艾莲和我到不同团体分享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讯息就是，虽然善良的人会遭逢厄运，但恶行也可能生出美好的事情。茱莉就是活生生的证明。
李伊泽（Lee Ezell）
堕胎能解决强奸问题？
受害者并不同意
桑德拉．马科恩博士（Dr Sandra Mahkorn）就强奸及堕胎进行研究，其结果发表于《堕胎的心理层面》（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Abortion），这或许是同类型研究中最出色的。马科恩博士是资深的强奸受害者辅导员。1979年，她以37名因奸受孕的受害者为研究对象，她们正接受福利机构的帮助。在这37名妇女当中，只有5名选择堕胎，在32名选择将孩子生下来的母亲当中，有17名决定把孩子给人领养。
选择不堕胎有许多原因。有些妇女认为，堕胎是另一种暴行，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谋杀。有一位女士说，若夺去婴儿的生命，她将承受更大的精神折磨。有些女士看到孩子有其存在意义：虽然这孩子某程度上是强加于她们的，但她们也感到孩子有某种隐藏的意义。尽管孩子的出现不是由她们造成，但事情已经发生，事情的后果也是有办法忍受的。在潜意识层面上，这些强奸受害者认为，如果她们能够度过怀孕期，就可以克服强奸带来的伤害：选择生命就是表示，她们胜过那些残暴的强奸者。如此，强奸受害者诞下小孩，也是重拾自尊的方法。这是一种完全无私及慷慨的行动，尤其是她们还要面对接受堕胎的压力。为她们来说，这能显露她们的勇气和力量，即使被强奸后仍然可以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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