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26位女性和她们的堕胎故事 2/3

Jake

玛德琳，18岁

堕胎时间：2012，明尼苏达

我想我还没准备好开始性生活，但我男朋友强迫了我。说是强奸好像有点太过了，但是我确实是不情愿的。我也一点没想到要用避孕套。我当时上的是一所天主教的高中，在卫生课上我们从来不讲和性有关的话题。整个经历中最可怕是没有人让我可以和他说说这件事。当我正在上大学预科的课，我一直在走神。我环顾四周，想着，没人知道这件事。到晚上我就会想，要是我等得太久，这个孩子突然出生了怎么办？我打算告诉我父母，但我母亲的宗教观又让我害怕。我在网上读到法庭可以对未成年人犯罪不予追究，但我又担心那会花很长时间——当我躺下来吸口气的时候，我的肚腩那儿就会有一个小小突起。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告诉了他们。我父母一起带我去做了手术。我在诊所呆了两天。我当时怀孕已经有二十周了，再过几天就会太晚了。在做超声波的时候，那个技师告诉我胎儿的头有多大——这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第二天，手术花了十五分钟。之后我睡了一整天。我很感激我的父母在那儿。手术费大概2000美元，所以如果没有他们我肯定是没法做手术的。我感到很难受，我怀孕了这么长时间，胎儿都已经有了雏形了。后来在我上过的政府课程上，我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讲人工流产。那真是太可怕了。

夏内尔（摄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玛格兰图片社/纽约杂志）

夏内尔，35岁

堕胎时间：1998、2003，密歇根、佐治亚

当我认识的女孩子们做流产手术的时候，我就想，我永远都不会去做。但我还是做了。那时我19岁，在密西根州上大学。我不敢相信我怀孕了——我们是用了避孕套的——我对自己很失望。我知道我母亲会认为怀孕是上帝的意愿，因此我没有告诉她。我告诉了一个刚刚做过流产手术的朋友。我们去诊所的时候，候诊室全满了，我还记得我当时在想，哇，有些女孩还在上学呢。我就不觉得孤单了。我不是唯一一个。我用报税表支付了300多美元的手术费。尽管我很怕痛，但我还是选择了在手术时保持清醒。第二次，我24岁，住在亚特兰大，刚刚开始工作。这次让我在感情上更为受伤。我想，我真的很想要这个孩子，因为我想要一个家，但是我完全不敢想像和我男朋友一起组建一个家庭。我刚陪了一个朋友去做流产，所以她也陪我去了。有一个刚刚经历了同样事的人陪着你，真的让人感到些许安慰。

玛丽亚，38岁

堕胎时间：2003，宾夕法尼亚

我们已经有了2个宝宝了，分别是1岁和3岁，不想再要更多的孩子了。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好吧，我爱我的丈夫，我们也不缺钱。我的想法很天真，认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去堕胎很容易。我我给我的医生打了个电话，他叫我去找别人因为他不做堕胎。我从没想过我会像其他人一样去诊所。我给5个医生打过电话，每次都得解释我怎么得到他们的号码的，好像我得需要暗号。匹兹堡是拥有世界级的医疗中心，但是光预约就要花好几天。宾夕法尼亚州是26个州中唯一要求在咨询和正式实施之间要有一段等待的时间的。我们第二天就去了，那个工作人员挺好的。除了剧痛之外，一切都像常规检查一样。我的保险揽下了全部的事情。在候诊室的时候，我的丈夫问我,“你想去哪度假啊？”我们订了一趟去西班牙的旅程。

米歇尔（摄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玛格兰图片社/纽约杂志）

米歇尔，62岁

堕胎时间：1968，纽约

那是在11月份，我刚从高中毕业，开始工作，读夜校，和我妈妈一起住在纽约的皇后区。我坚信我要是把这件事告诉她的话，她一定会杀了我的。在上班的时候，一个好心的，上了年纪，像父亲一样的人告诉了我一位上东区的医生。我必须晚上晚点过去，并为此支付800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啊。我父亲在我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从他过失致死的案件中得到了1000美元。那笔钱对我来说很特殊，那可是我从我父亲那得到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如果就这么花掉的话会让我觉得很罪恶的。我当时已经怀孕4个月了。那位医生在插入了一根金属管之后告诉了我会很不舒服。一同参与的护士告诉我，“你之后都不能再有孩子了。”第二天晚上我就要回去，还被清楚地告知不能再打电话过来。在乘地铁回家的路上，我能感觉到血液浸透了我的牛仔裤。幸亏我当时穿了件大衣，这样就不会把血弄到在座位上了。我回家脱下牛仔裤，发现整个大腿上都是血。我不能让血弄到床单上，所以我就用毛巾把自己裹起来躺在床上，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我现在意识到我那是在分娩。那时我觉得我可能要死在自己家里了。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应该去医院的，但是我认为我可能要遭到逮捕。如果现在有人再单独经历过这一切的话实在是太恐怖了。

阿雷克斯，24岁

堕胎时间：2006、2012，纽约

我是赞成合法堕胎的，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我还是认为多次堕胎是一种耻辱，虽然我自己也是多次堕胎。第二次堕胎的时候，我就因为要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员”而感到羞耻，虽然我知道这么想是不对的。17岁的时候，我最不想被别人问想不想看看超声波图像。那是第一次呈现在我面前，如此真实。之后我就开始采取避孕措施，但那让我情绪反常，感觉太糟糕了，又过了几年之后，我就不再避孕了。第二次就更困难了，因为我怀上了我男朋友的孩子。我们之前一直做防护措施的。我那时20来岁，已经准备好承担责任了，但他来自特别保守的穆斯林家庭，拥有孩子就意味着立马结婚或者他得回家去。我男朋友不能理解为什么再次堕胎就会感到耻辱。他已经习惯了女孩们得隐瞒一些事情了。我在头天晚上吃了药，躺在床上，难以置信的绞痛不断袭来，他就坐在我旁边陪了我一整晚。好吧，我觉得他中间睡着了，但我又把他叫醒了。第二天我就去上班了。我这圈子里的许多女孩儿看着彼此都会觉得其他人肯定没经历过这件事。它确实会对你产生影响，有时你会后悔，有时你也会感觉良好。有时你也会想，那个孩子现在应该有1岁了吧。

克莱奥（摄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玛格兰图片社/纽约杂志）

克莱奥，23岁

堕胎时间：2010，加利福尼亚

我的节育环坏了，结果怀了孕，我以为我男朋友会说，“哇！”结果他想让我去堕胎。我觉得我要是那么做了，就像是把谁杀了一样。我男朋友对电子游戏之外的事情都没有太大的兴趣。那天晚上，他在玩《使命召唤》，他把这个充满血腥暴力的游戏看得和他生命一样重要。对我来说父亲想要做什么是很重要的。我背着我男朋友和另一个家伙在一起，他给我列出了利弊。他说：“你会永远是个母亲。” 我还曾经有点希望这个孩子是他的。我男朋友就只说过这样的话，“只有这个东西蹦出来我才会着急。”我看着他，简直无法想象和他一起把孩子抚养长大。我突然就想开了，一个人去了医院。我吃了一片药，然后还得到了点处方药维柯丁【注】。那时我还是非法移民，所以我不能给药房出示我的身份证。我朋友过来帮我取了药，我告诉了她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她的公寓里面，我上吐下泻，头昏脑胀，站都站不起来。我多么希望自己会后悔，但我没有。我和我男朋友分手了，重新回到了学校，又找回了所有我喜欢做的事情。

【注】维柯丁：麻醉性止痛药。可以缓解疼痛

弗朗西丝，18岁

堕胎时间：2012，德克萨斯

因为我那时只有16岁，所以我必须上法院。整个过程用了一个星期，我和我姐姐呆在诊所所在的那个城市，距我家有45分钟路程，这样我爸爸就不会知道了。一开始我去做了个超声波，我很紧张，但这就跟普通的检查一样。我见了律师，然后我、我的律师、和法官，还有一个做记录的女士，坐在了一张桌子旁。我有点尴尬，法官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在成为天主教徒后，我真的羞于跟他讲。但我知道我想要什么，而他也理解，这真是让人感到吃惊。我没有准备好。我的男朋友退学了，我总是跟他说他应该去拿高中同等学历（GED）【注】，但他不去。我从法官那拿到堕胎许可后，就拿着文件去了计划生育中心。我不想要我的男朋友去那儿，我很紧张。你真的无法理解，我的确对这件事有一种眷恋。我想过，一个孩子应该有着什么样的精彩人生，但我很伤心自己却给不了他那样的生活。最坏的是我的男朋友，之后他想要过性生活，但我说：“不，还疼着呢。”但他一点不在乎。他是我的初恋，我发现我爱的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注】GED：Gene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是为失学青年设计的课程及考试，通过了可以取得普通高中同等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