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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娜,42岁
堕胎时间:2009,科罗拉多
蒂勒医生被杀后,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在新闻上讲话,我不知道他就将成为我的医生了,我摸着自己的肚子,想着怎么可能会有人去做晚期流产。但一个月后,我明白了。第29周的超声波检查发现,胎儿大脑内脑室扩大。几周后我们得知胎儿的神经系统未形成,没有任何词语能够形容那一刻我的心情。并不是说我不想要一个有缺陷的孩子,而是即使我们用尽所有的防护措施,她70%的时间里还是会处于发病状态,无法吸气或者呼吸。在那之前我们都发现不了这个难题。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两岁的儿子。没人说我可以选择堕胎——是我自己问的。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对丈夫说:“求求你,别认为我是个坏人。”据我所知,这个国家只有一位医生愿意做那么晚期的流产,即使是出于医学上的原因。他一定要答应我们。他在科罗拉多州,而我们在马里兰州。我开始感觉孩子在我体内紧紧地抓着我。第二周我们飞往博尔德,现款支付了所有的费用:17,500美元支付手术费,3,500美元支付这次紧急旅行的费用。他们给我做了个声波检查,找到了胎儿的心脏,然后用一根长长的针注射进去。我数她动到第四下,孩子没有了。那天,我本来应该回到那间诊所,但早上六点时,我感觉到羊水破了。我独自一人呆在宾馆卫生间里,离家万里。我不想丈夫受伤害,便没让他进来。我生下了她,完完整整地,就坐在厕所里,一直到医生和护士过来小心地把她抱走。这件事对我来说不同于对我丈夫。是我怀了她。直到我第二个女儿出生我才得到解脱。现在,我有三个孩子,都活得好好的,那位医生拯救了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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